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扈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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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关于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强调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气象万千、绚烂多彩的古典文学不仅是“我们民族文化中最丰富的宝藏”，而且也是 “保存得最完备的部分”，“在祖国文化的各方面都更居于首要的位置”，所反映的是时代“最核心的动态”（林庚《中国文学简史》）。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发源、发展地区。当代河南作家尤其需要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在继承河南古典文学优秀品质的基础上，再铸河南文学的辉煌，为文化繁荣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现就河南古典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河南文学的精神品质等进行梳理总结，以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

一、河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河南文学源远流长。进入新石器以来，河南就是中华先民重要的活动区域。自夏代至北宋，河南又长期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河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发源地

文学从载体上来说有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从体裁形式上来说，则可概括分为韵文和散文两种。无论如何划分，中原都是其重要的发源地。

原始社会的文学，只能以口头形式存在。歌谣和神话，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种模式，是中国文学之源头。二者兼具抒情性与叙事性，大致对应于后世的诗、文两个系统，并对小说、戏曲等产生深远影响。  

中原地区是三皇五帝等华夏始祖重要的活动地区，夏、商二代均曾定都于中原，因此河南是神话与原始歌谣滋生的重要地带。如关于龙的神话。龙是由夏族（姒姓）的图腾发展而来。如鲧治水时 “焉有虬龙，负熊以游”（屈原《天问》）、禹治水时“黄龙曳尾于前”（王嘉《拾遗记》）、夏孔甲时“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等。又如，关于炎黄二帝的神话。《国语·晋语》载：“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可见炎、黄母族为有蟜氏。有蟜氏是以蜜蜂为图腾的部族。《山海经·中次六经》载：“缟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榖城之山……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曰骄虫，是为螫虫，实维蜂蜜之庐。”这个“南望伊、洛，东望榖城之山”的平逢山就是今洛阳市北边的邙山（一说周山）。又，《帝王世纪》中说黄帝“授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又云：“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庄子·徐无鬼》曰：“黄帝将见大隗于具茨之山……”至于河洛一带的河图洛书神话更是贯穿了黄帝、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成王等漫长时期，成为中华文化起源的重要标志。另外，中原地区还有仓颉造字、伶伦制乐、夸父逐日、鲧禹治水等神话，表现出先祖的勇敢、智慧、奉献、仁爱精神。特别是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最为系统、完整的神话，典型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不畏艰难、乐于奉献、团结一致的美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原始歌谣作为最早的诗歌，并没有独立的存在形式，而是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现存上古歌谣主要产生于以河南为统治中心的黄帝、炎帝、尧、舜、禹及夏、商时期。据《吕氏春秋·古乐篇》《汉书·礼乐志》等所载，黄帝时有《英韶》《咸池》，颛顼时有《六茎》《承云》，帝喾时有《五英》及《声歌》三首：《九招》《六列》《六英》。尧时有《大章》，舜作时有《招》，并修订了《九招》《六列》《六英》，禹时有《大夏》或《夏籥》。而夏朝的开国者夏启，就是一位诗人。《山海经·大荒西经》曰：“开（按：即夏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

河南是口头文学的重要发源地，同时也是书面文学的发源地。文字始于殷墟甲骨文，因此书面文学源头亦可追溯至此。“甲骨卜辞已能多方面折射殷商时代的社会生活，从中可见当时人的情感心理以及文字表述的形式特征”“已初具记事散文的雏形”（袁世硕《中国古代文学史》）。其中的一些卜辞，语言整齐，具有歌谣的特点，可被视为书面诗歌的源头。

（二）河南是中国古典文学重要的繁荣发展、演变地区

河南是宋代以前中国古典文学最为繁盛的地区。河南涌现出洛阳、开封、安阳、郑州等四大古都，是中国历时最长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长期以来居于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核心地域，作家作品，社团流派，灿若星河。加上历代作家或学于此，或宦于此，或游于此，或寓于此，更使古代河南文学云蒸霞蔚，气象万千。有关河南作家之整体情况，兹不一一列举。仅就河南文学在文学史上的特殊贡献，略述如下。

其一，河南是中国文学文体演变的重要地区。以赋而言，贾谊为骚体赋的代表，也是汉赋第一人。东汉时围绕定都洛阳的争论，出现了以班固《两都赋》为代表的京都大赋这一特别体裁。此后涌现出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等名篇。张衡的《归田赋》又开创了赋的新形式抒情小赋。江淹的《别赋》《恨赋》则是骈赋的代表作。以诗歌形式而言，作为《诗经》最主要的产生地，中原是四言诗高峰时期的代表。文人五言诗的成熟之作为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许多篇目出自洛阳。张衡的《四愁诗》为最早的七言诗。沈佺期、宋之问为格律诗的定型者。元稹、白居易为七言歌行的最高代表。

其二，河南文人构筑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多个高峰，一是东周时期，一是建安时期，一是唐朝时期。

洛阳作为东周的首都，对当时的诗歌、诸子文学、史传文学均有着特殊的意义。诗歌方面，《诗经》305篇，涉及中原的占有一半。而十五国风中，《周南》《召南》《郑风》《卫风》《鄘风》《邶风》《陈风》《王风》《桧风》等九风皆诞生于河南。诸子中的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商鞅 、吕不卫、苏秦等均是河南人。《春秋》《左传》《战国策》也多载洛阳及周边中原地区的诸侯国之史事。

建安文学的中心有两个，一个是邺城，一个是洛阳。三曹、七子的主要文学活动也在河南。七子中的“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均为河南人。构成建安文学群体的其他作家如蔡邕、蔡文姬、杨修、繁钦、邯郸淳等亦为河南人。

唐代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巅峰期。而中原作家成为构筑这一巅峰的中坚力量。据陈尚君先生《唐诗人占籍考》所统计，以今天的省域而言，唐代诗人较多者大致如下：今陕西232人（京畿道226人、关内道6人）；今河南357人（都畿道200人、河南道157人）；今山西149人（河东道）。河南的诗人数量不仅最多，而且涌现出许多有突出贡献的诗人。上官仪、上官婉儿、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张说、姚崇、王湾、岑参、李颀、祖咏、杜甫、元结、白居易、元稹、贾至、韩愈、独孤及、刘禹锡、刘方平、卢仝、李益、姚合、李贺、李商隐、聂夷中等均有着重要的影响。宋代延续了唐代文学在诗文方面之辉煌，并求新求变，成为词的顶峰，同时孕育了戏曲等新的文学样式。北宋四都中，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均在河南，是当时的文人渊薮。

其三，河南是中国古典文学三次大融合发生之地。河南为政治中心，舟车交会之所，亦为兵家必争之地。故河南也是国内各民族、各地域文化融合之地。文学的融合，与国家的统一有着重要的关系。

东周以降，中国历史上，元代以前共有三次大统一。第一次大统一是在秦朝，因其时间过短，统治者又不重视文学，这次统一就文学风格的融合而言，意义不大。

第二次完成大统一，为西晋。自三国鼎立，南北相隔。南北文学风尚由此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当时北方质朴真率，南方则重视辞藻文采。西晋统一后，建都洛阳。大量南方士人陆续入洛。陆机、陆云兄弟之外，尚有顾荣、纪瞻、贺循、薛兼等，他们甚为北人所重，有“南金东箭”之喻。当时的文坛领袖张华甚至称二陆“伐吴之役，利获二俊”，并将其“荐之诸公”（《晋书·陆机传》）。二陆还加入了以北人为主体的“金谷二十四友”。北方的一些文人，如潘尼等对二陆的诗文极其推崇，并加以学习。而二陆也开始有意地向北方文风靠近。其中有三个明显的标志。一是弃楚音而改为洛阳雅音。陆云《与兄平原书》中谈到张华曾指出陆机之文用韵有楚地方言语音，希望他能够改正。二是向往洛阳的玄学之风。玄学于魏晋之际兴于都城洛阳，而江东尚无此风。《晋书·陆云传》云：“云本无玄学，自此（按：指入洛后）谈《老》殊进。”三是由重辞转向重情。陆机极重文采，故陆云《与兄平原书》云“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絜（势）而不取悦泽。尝忆兄道张公文（父）子论文，实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此后受北方文人直率抒情的影响，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主张，将情放在了辞采的前边。陆机还创作了大量模仿质朴自然而一往情深的《古诗十九首》之作。这是古代诗风的第一次大融合，是南北诗风的融合。

北魏完成了北方的统一，迁都洛阳之后，其文学创作出现生机勃勃的局面。《魏书·文苑传》载皇室文学创作盛况云：“逮高祖（按：指孝文帝）驭天，锐情文学，盖以颉颃汉彻，掩踔曹丕，气韵高艳，才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肃宗（按：指孝明帝）历位，文雅大盛。”《魏书·高祖纪》云：“雅好读书，手不释卷……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孝庄帝元子攸、节闵帝元恭等人也以诗文而闻名。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二次文风大融合，是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融合。

除了文人创作外，这一时期中原地区也产生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文化相交融创作的民歌，为中原文学带来了雄浑刚健的气息，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如《企喻歌》（其一）：“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折杨柳歌辞》（其五）：“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䟤跋黄尘下，然后别雌雄。”

东晋及南北朝对峙时期，南北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在南朝崇尚声律辞藻，沉醉绮靡文风之时，北方的文学却较多地保留了《诗经》及建安以来自然、质朴、刚健的传统。加之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输入，使其这一特色更为明显，与南朝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隋书·文学传序》中，对此有深刻论述：“暨永明（南朝齐武帝年号，483—493年）、天监（南朝梁武帝年号，502—519年）之际，太和（北魏孝文帝年号，477—499年）、天保（北齐文宣帝年号，550—559年）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之大较也。”至隋，隋文帝杨坚虽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但当时南北文人、南北文风并存，交融并不明显。隋炀帝杨广即位之次年，即将都城迁往洛阳。隋炀帝本人得失为著名的诗人。他虽为北人，但喜爱六朝浮艳诗风。在他身边聚集了大量的文学侍从，多来自南方，他们的作品辞采华美，对仗工整。南北文人共聚洛阳，中国文学实现了第三次融合，是又一次的南北融合。在此基础上，在唐代终于出现了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歌领域的最高峰，实现了《隋书·文学传序》所云“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的愿望。  

其四，河南是中国古典文学传播的重要源点。《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这是史书明确记载的中国典籍第一次大量流向南方。至西汉，著名文学家、洛阳人贾谊至被贬至长沙，其故居位于长沙市太平街，至今仍被誉为“湖湘文化源头”。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此后唐代安史之乱、唐末之乱、宋室南渡等，都有大量中原人士南迁，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作家的几次大迁移。特别是晋末陈郡谢氏南迁之后，出现了谢灵运、谢朓等著名诗人，形成了著名的文学世家。他们或在诗歌题材方面努力开拓，成为山水诗的开创者；或在诗歌声律方面积极探索，成为永明体的代表诗人。他们是文学史转捩时期的关键人物，对南方文学的繁荣有着卓越的贡献，在文学史上亦影响深远。

二、河南文学的思想品质

以思想而言，河南文学有三大特点。一是民本意识，二是治世情怀，三是爱国精神。

（一）民本意识

河南是周公制礼作乐之地，是儒家思想诞生的土壤。儒家思想以仁义为核心，故河南作家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和爱民意识。  

以唐代而言，杜甫、白居易成为最具人民性的诗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白居易《琵琶行》）均是古代同情人民疾苦的典型诗句。其他如元稹、元结、聂夷中等作家，都以表现民生疾苦为鲜明特色。

（二）治世情怀

长期作为政治中心，使河南作家与国家政治之间有着天生之缘。故中原作家极少隐士类，也极少以张扬自我个性而闻名者。西汉初，贾谊的《治安策》开头即云：“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其《过秦论》，在汉代建立之初，即提出“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惊警之语。晁错的《论贵粟疏》，根据当时的情况，全面论述了“贵粟”的重要性，至今仍然有重要的启发性。唐代杜甫、白居易、韩愈等均是关注政治现实的代表作家。杜甫的诗歌因广泛反映了动乱的现实，被称为“诗史”。白居易更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的主张。而李商隐虽然被视为著名的爱情诗人，却也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的诗篇 。或直陈其事，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或借咏史以咏怀，如《贾生》。明代前七子反对当时以“颂圣德，歌太平”为主要思想内容的台阁体、提倡关注现实的文学思想。其领袖李梦阳八岁时即移居开封，而何景明为信阳人、王廷相为开封人。河南作家成为前七子的中坚力量。

（三）爱国精神

“得中原者得天下”。河南优越的地理位置，也使其成为天下逐鹿之地，历经无数兴亡之变。河南作家的家国之痛，与其他地区相比，更为痛切。特别是历史上影响长远的两次汉人主体政权南渡，即西晋的永嘉南渡、北宋的靖康南渡，触发了两次爱国主义诗歌的高峰，而其时分别以洛阳、开封为都城。永嘉南渡后，洛阳成为此后几百年寄托家国情思之地。南朝诗人虽无法到达洛阳，但创作了大量想象中的洛阳的诗歌。靖康南渡后，开封的孟元老、洛阳的邵伯温分别著有《东京梦华录》和《河南邵氏闻见录》，回忆开封、洛阳东西二京之旧事，寄托故国之思。陈与义、岳飞、朱敦儒等更是创作了大量的爱国诗词，成为历史上爱国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

［作者介绍：文学博士，洛阳理工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本文未完，全文见《中原文学》2024年4月刊）

来源：中原文学杂志社

    扈耕田，河南宜阳人。1999年广西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专业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2011年南开大学古代文学专业毕业，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现为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兼任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赋学会理事等。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主持、参与省部、地厅级项目黄河文化旅游精品工程实施策略研究、明清河南文化世家研究、历代牡丹谱全编、吕维祺全集、洛阳及周边地区现存道教碑刻集成等项目30余项，主持完成中国牡丹文献中心数据库、洛阳历史名人数据库、史迹诗韵：洛阳隋唐大运河数据库、影像与记忆：洛阳工业遗产档案数据库等产学研合作项目10余项。先后在《民俗研究》《史学月刊》《中国道教》等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河洛文化论衡》《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洛阳老君山历史文献集注》等著作12部。曾获得河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各1次，地厅级科研成果奖10余次。曾获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洛阳市优秀青年科技专家、河南省社科联系统先进个人、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先进个人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