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始终按照“传贤”的政治原则来选拔政治领袖，也许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传统中循序渐进地完善政治、发展政治。而且较之于“传子”所蕴含的“天下乃君主私人之天下”，“传贤”则蕴含着“天下为公”的色彩

□喻中

《尚书》中有多篇以“誓”为题名的文献，《甘誓》是第一篇。篇名中的“甘”是地名，在有扈氏国都的南郊。“誓”是君王告诫将士的一种文体。《甘誓》的主角是天子夏启，他因诸侯有扈氏不服自己继承帝位而出兵讨伐之，战场就在有扈氏的家门口。因此，这篇文献记载的是夏启攻打有扈氏之时所发表的一篇檄文。

那么，夏启为什么要攻打诸侯有扈氏呢？《史记·夏本纪》交待了一些背景：大禹作为天子，在东巡的过程中，死在会嵇，留下的政权由益接手。益是皋陶的儿子，也是舜任命的山泽之官，在舜、禹两代，都是重要的阁员。再加上父亲皋陶的巨大声望，益接手最高职位并不令人意外。但是三年之后，益又把政权让给了禹的儿子启。据说，启很贤明，得到了诸侯的拥护，于是继承了帝位，但是有扈氏却不服。其实，这有扈氏也不是外人，他是启的同姓兄长。他反对启的理由是：以往的尧传舜、舜传禹，都是把天子之位禅让于贤德之人，但是启的继位则相当于禹把天子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因此启的继位违反了沿袭已久的“王位继承法”，不具有合法性。以此为理由，有扈氏向启直接发起了挑战。后来的结果证明，这是一次失败的挑战，有扈氏为启所灭。

如果说，有扈氏挑战启的理由是：启违反了“让贤”传统，那么，启又会如何反驳这种观点呢？且看《甘誓》的记载。

临战之际，在自己的将士面前，启的论证非常简捷：有扈氏轻慢五行，怠惰废弃天地人之正道，因此上天要断绝他的命，现在我就代表上天实施对他的惩罚。

启的指控聚焦于自然法则，认定有扈氏没有尊重水、火、金、木、土交替运行的自然规律，这样的自然规律见之于人事，则是仁、义、礼、智、信五种品性。更具体地说，有扈氏与夏启同姓，既有君臣相处之义，也有兄弟相亲之恩，因此按照自然法则，有扈氏应当恪守为臣的本份，应当顾及兄弟的情份。有扈氏的挑战行为既违背了君臣之义，也违背了兄弟之恩，因而既轻慢了仁、义、礼、智、信五种人之正道，也轻慢了水、火、金、木、土五种法则。按照后世中国的说法，则是对于天理的违背，因而天理不容。自己的征伐行为，可以说是代天而罚，当然具有足够的正当性。

比较有扈氏与夏启各自的观点，可以发现，这是一场合法性与正当性之争。有扈氏认为，君主的更迭，应当遵循以“让贤”为核心的禅让规则。从尧到舜的更迭，从舜到禹的更迭，都是实施“让贤”规则的结果。但是，启继承君主之位，本质上却是“父传子”，这就打破了“让贤”这个基本的政治准则，因而是一种违法行为———按照现代人的观念，也可以说是一种违宪行为，因而不具有合法性。可见，有扈氏所认定的政治规则，主要是以“让贤”为核心的禅让规则。对于有扈氏的责难，夏启并没有正面辨驳，他诉诸于更抽象的五行观念，认为人的行为要符合天地之间的运行规律。有扈氏对于君臣关系、兄弟关系的伤害，具有叛逆性质，是对自然规则的轻慢。按照流行的理论，就是对天地之间永恒不变的自然法的违背。在夏启看来，这种以五行为核心的自然法则，乃是一种更高的、更应当遵循的规则。对这种规则的轻慢，则是一种更严重的不义；对这种不义行为的征伐，当然具有正当性。

按照西方近现代的法学谱系，有扈氏的立论体现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旨趣，而夏启的立论则体现了自然法学的某些思维方式。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有扈氏诉诸于一种作为政治惯例的法或王法，而夏启则诉诸于更高级的天或天理，因此，有扈氏与夏启之间的对立，亦可视为王法与天理之间的对立。

那么，谁的论证更有力呢？相比之下，启的论证似乎略占上风。因为有扈氏的论证仅仅诉诸于一个比较具体的制度———政治领袖的更迭制度，但是启的论证则着眼于一个更基础的自然法则———五行法则，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抗拒的高级法。按照西方的观念，具体的实在法应当遵循更高的自然法；按照中国的观念，王法不可违背天理。从这个角度来看，有扈氏的挑战虽然可以找到具体的政治规则作为依据，但夏启的立论却建基于更高的自然法则。如果承认处于下位的政治规则应当服从处于上位的自然法则，那就应当承认征伐有扈氏的正当性。

启的论证思路虽然较优，但他的论证过程却有些粗糙：有扈氏在哪些方面违反了“五行”？又在哪些方面违反了天地人之正道？根本就没有交待。不过，在剑拔弩张之际，详细的论证既不必要，甚至也无可能。那个时刻，只需要一句精炼的用以凝聚人心、激发斗志的口号就足够了。一句口号就是一面旗帜。废话三吨，不如微言一克。

但是，在传统的中国典籍中，上述分析却不可能被接受。在《尚书正义》中，将“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观扈，周有管蔡”相互并列，意在将有扈氏和其他“坏人”一起打入奸臣榜中，给他们贴上叛逆者的永久标签，予以永久性的“抹黑”。这样的判断，虽然见之于堂皇的经典，但却不必迷信，因为历史总是由获得胜利的一方书写的。在《甘誓》的正文中，只记载了夏启之论，并无有扈氏之言。原因在于，有扈氏作为失败者，只能处于听取宣判的地位，只好任凭历史的书写者把他固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然而，如果不以战场上的成败论英雄，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审视，那么有扈氏的立论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传贤”的政治原则之下，尧将帝位传给舜，舜将帝位传给禹，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惯例或政治习惯法。如果始终按照这样的政治原则来选拔政治领袖，也许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传统中循序渐进地完善政治、发展政治。而且较之于“传子”所蕴含的“天下乃君主私人之天下”，“传贤”则蕴含着“天下为公”的色彩，在政治伦理、政治品格上，明显高于夏启开创的“传子”政治。从这个角度上说，有扈氏的言行，是在捍卫一个品质更高的政治传统。如果尧、舜、禹之间的禅让确有其事，如果这个伟大的传统终止于夏启，那么有扈氏即为这个伟大的政治传统的殉葬者。他虽然被夏启的武力所灭，但他所代表的政治观念，自有其不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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